“人肉搜索”中案情的发布主体和发布者的身份应当明确。发布主体既可以是公安机关，也可以是与案件有关的被害人或知情群众。鉴于当前网民素质参差不齐，对于公安机关有抵触情绪的不乏其人，为了促进搜索工作的顺利开展，发布信息时应该尽量避免以公安机关的身份直接出现，尽量采用与案件有关联的角色，如目击者、受害人或利害关系人等，以减少阻力。对于发布的信息要进行一定的说明，尤其是以图片、视频形式出现时要进行解释，避免引起公众的无端猜疑而使工作陷入被动。

      “人肉搜索”的实施原则有必要性原则。首先，要限定“人肉搜索”案件的适用范围，对于绝大多数的案件仍然需要依靠传统的手段进行侦查，不能过多地寄希望于“人肉搜索”。若过多地使用，会造成公众的疲劳感，网民参与的热情会降低，不能得到足够多的网民支持。其次，要确定适用的条件，必须是在确有必要的情况下进行适用。如案件陷入侦查僵局，工作难以开展；案件的社会危险性大，不及时侦破会造成更大的损害等，具有实施的必要性。
　　“人肉搜索”的实施原则还有适当性原则。侦查是与各种犯罪嫌疑人进行尖锐而复杂斗争的活动过程，始终存在着侦查与反侦查的矛盾。侦查工作的特殊性，要求与案件有关的信息要严格保密。而“人肉搜索”以网民或公众对案件信息有一定的了解为适用前提，“人肉搜索”的公开性与侦查工作的保密性看似一对矛盾体，两者之间存在冲突。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，矛盾是对立统一的，“人肉搜索”的公开性与侦查工作的保密性两者也存在统一性，可以相互协调、共同促进。这个协调点就是信息公布内容、时机的适当性。在案件侦查中，对于确有必要进行“人肉搜索”的案件，在信息的发布上，要遵循适当性原则，既要有明确的信息，使搜索成为可能；也要遵循侦查的保密性原则，注意信息公布的范围和公布的时机。只有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，才能更好地推动侦查工作的开展。
　　“人肉搜索”的实施原则以及合法性原则。“人肉搜索”有其自身的优点，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，突出表现在对公民隐私权的侵犯上。首先，“人肉搜索”在很多情况下会泄露公民的姓名、家庭住址、工作单位、个人电话等基本信息，这些信息的获取途径或方式会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，侵害公民的隐私权。而我国目前还没有出台专门的法律来保护公民的隐私权，因此，要不断完善立法，加强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。其次，公安机关在适用“人肉搜索”进行侦查时，要有专门人员进行负责，明确责任，对于需要公布的案情要进行审批，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操作，避免因滥用“人肉搜索”而对公民的隐私权造成不必要的侵害。